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最终标准，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看它是否创造出了一两个或更多的艺术典型和是否成功地描绘了多种多样的人生。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世纪之门》称得上是一部史诗式的现实主义长篇巨制。
作者面对的是打开中华帝国通往20世纪之门的重要场景——辛亥革命，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大都是在已有的历史著作中早有评价的历史人物。这就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难题，因为这些活跃于那场推翻帝制、开创共和的革命和厮杀中的事件和人物，读者多少已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或印象，当小说的描写在进入读者的审美感受时，就要面临一次重新检验和认知的重塑过程。唯其如此，作者以历史老人的胆识和笔触，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凭借自己的历史观成功地写出的各种各样的人生，如该书的责任编辑在序言中所说的那些磅礴的人生、动荡的人生、传奇的人生、痛苦的人生、滞涩的人生、昏聩的人生、浑噩的人生、恣睢的人生，才更加令文学界人士肃然起敬。作为这部小说的创作原则和创作特点，很显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者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想象，亦即从历史的生活出发，在具体的人物描绘和人物纠葛的处理中，更注重于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参与与开掘。
从艺术形象的塑造来看，一代伟人孙中山和一代奸雄袁世凯，都是成功的典型人物形象。历史教科书中的孙中山，是经历史高度过滤了的革命家，而小说家笔下的孙中山，则是个去掉了过多光环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他无疑是把中华帝国导向共和的领袖，但他不是完美无缺的圣贤，当武汉的市街上打响革命的第一枪，战火如火如荼、尸陈遍地的时候，他却为了游说资本主义大国当权者们给中国革命援助，悠然地在从美国到英国去的海船上高谈阔论，而且后来的许多类似的本该有他临场指挥登高一呼的历史机缘，他几乎都与血污无缘与起义无缘。作家没有按照历史教科书去写，而是按照生活发展的本来逻辑还了他一个真实的孙中山。在马昭笔下，袁世凯形象的形成显然受着三方面的制约。一方面，袁世凯的深谋远虑与狡诈奸滑的性格，另一方面，革命力量的幼稚和清廷（以弈勋为首的疏枝大臣和载沣的为首的皇室亲贵）的争斗和昏庸，加上革命形势的混乱和复杂。这些因素给予袁世凯从洹上村到京城屡屡得手的历史机遇，使他成就为一个百年难遇的政客和奸雄。就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人物生活史的发展逻辑而言，应该说，袁世凯是写得相当成功的一个角色。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中，文化名人中，也有好几位也都是性格鲜明、特色独具的，如黄兴、宋教仁、陶成章；如章太炎，王?运、杨度等。
在一般性人物中，也不乏成功的艺术形象，有些形象甚至更能叫人过目难忘，如被称为“士官三杰”的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这三个年轻军官都有报国之志气，受过良好教育，又各有谋略在胸，但他们却以不同的性格和行为写下了不同的灿烂人生。吴禄贞主张革命，蓝天蔚倾向改良，而张绍曾则游离于两者之间。张运筹帷幄兵谏滦州，吴胜券在握时却丧命于袁世凯收买的屠刀之下，无不写得有声有色，而他们的性格，不是靠白描式的刻画，而是在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中得以油画式的浓墨重彩凸现出来。
